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又名《西行漫记》，以下简称《红星》）的作者埃德加.斯诺，是第一个让人们相信红军不仅存在，而且能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人。

1936年，美国实习记者斯诺赶赴延安，向世界披露了“神秘的”中共，并赋予了它朴素动人的形象。在此之前，世界对中国的想象主要是来源于赛珍珠的《大地》此类的长篇小说。斯诺写下产生轰动性影响的畅销书《红星》，从此刷新了美国人的“中国参考书”清单，并为这一题材带来了纪实的革命。

《红星》的成功

有人评论说，斯诺和他的著作在“中国革命和抗日的关键时刻”所起到的作用，比任何一个外国非官方人士都大。许多记者和爱国青年因《红星》而奔赴延安，并因此改变了个人的命运。在斯诺的文学和散文笔法下，文学彰显出政治伟力——“飞夺泸定桥”“强渡大渡河”“四渡赤水”，这些后来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场景，其氛围和腔调的原型都来自《红星》。除了文字报道，斯诺们的到来也使延安人有了“图像”。毛泽东著名的“八角帽照片”让世界首次领略到中共青年领袖深不可测的气质，而帽子的主人却是身为拍摄者的斯诺。以毛为首，中共那一代领导人的形象第一次被全面地视觉化，也象征着被盖章“准入”到国际大历史进程中。从此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对远东、对中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同。仿佛在彼时，这个经历了十几年风雨的政党的时间才真的“开始了”。

    《红星》的魅力 

《红星》的魅力在于这一简洁有力的定位：万里长征是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下诞生的奇迹，红军的故事是由苦难到艰难的飞跃，他们全体遭遇过生活的悲剧，却没有一个感伤主义者。斯诺认为这支队伍的政策实用且简单明了。他们的秘诀就在此：将失败转为胜利，让坏事成为好事。

斯诺清晰回顾：在中国的10年，驻外记者见闻觉知的，总是潮湿燠闷的绝望气味，而共产党干燥的“延安乐观主义精神”却令人精神一振。在斯诺之后，不止一个到过延安的记者用自然气候来比拟两个政党的差异：“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，夏天干燥而焕发，冬天严寒而愉快。”这种描述为延安镀上了形而上的、智慧的光泽。在此意义上，《红星》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为中共的“革命性质”进行辩护的作品。斯诺试图证明，中共的行动不是一场原始、无序而混乱的农民起义。红军是一支真正的军队。

    《红星》的影响 

这部新闻报道性的作品拨开红色中国仿佛谜一样的传说，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，斯诺成了中国革命的“报春鸟”。作为进入中国西北一角的第一位西方记者，在他的影响下，20世纪40年代大批外国记者涌入中国，他们的笔下，“红色中国”的故事日趋丰满。在他们眼里，毛泽东是一位东方的智者、狡黠的农民和寓言家，与蒋介石的“西化儒家”的形象是那样不同，李敦白甚至写道，“坐在毛身边，就好像坐在历史身边。”正是这批外国人塑造了红色中国梦。仅从回忆录、传记的字里行间就可感受到，从20到40年代，美国的驻外记者在中国历史中的“贡献”要远超中国“正史”的记载。

《红星》带来的启发

精神作用的程度很难被量化。彼时，《红星》是一次成功的公关外交，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这“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好”；今时，《红星》是能够映照出共产党本色的“倒视镜”，回首的是百年大党的初心、是光辉之路，并激励未来的路上，一腔赤诚不褪色。正如斯诺在书中写到的“冒险、探索、发现、勇气、胜利和狂喜、艰难困苦、英勇牺牲、中心耿耿，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，始终如一的希望，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，像一把火焰，贯穿着这一切，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，或者在大自然面前，上帝面前，死亡面前，都绝不承认失败。”

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共产党人，合上《红星》的封页，仿佛仍然身在其中，脑海中回放的画面，映衬出此刻心情的沸腾，犹如一股勃发的能量，纸短情长催人振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