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登（公元1104—1159年）字彦先，号东溪，福建漳州漳浦人，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文学家、一代廉吏，孝之楷模，《宋史》《福建通志》《广东通志》等都载有其传记，著述《高东溪文集》被载入清代修撰的《四库全书》。

高登出身贫寒，11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母亲勉力供他上学。他读书勤奋，潜心钻研，20岁时，考入太学。绍兴二年（1132年)，高登考中进士，廷对时，他直言时弊，毫无隐讳。考官不满他的正直忠谏，先任他为下州文学，后来又改任广西贺州富川主簿，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小官。

当时广西宪司董棻知道高登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派他负责审理贺州等广西六州的诉讼案件，同时还兼任贺州学官（相当于分管教育的副市长）。高登到任贺州学官后，积极谋划贺州的教育事业，为了争取资源来解决实际困难，他甚至不惜得罪上司。原本，贺州学宫有专用的田地，也有房屋，教习们可以通过收取这些不动产的租金，来帮补教学开支，较好地维持教学活动。后来，太守却把这批学宫的田舍划给买马司，用于买马备军。

高登知悉后，便向太守请示将这些学田重新划归学宫。太守不同意，质问高登：“买马与培养人才，哪一项急？”高登据理力争：“学校是礼义之地，是培养人才的地方。如果没有礼义，我们这些在朝上的衣冠之士就与堂下的役卒没有区别。当然学事比买马更重要。”太守说：“你这是抗拒上级！”高登则义正词严地回答：“治理国家，就靠礼与法，如果这两样都废了，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。”由于高登的坚持，太守抗辩不过，最后只好退回学田。在贺州学官任上，高登还四处奔走，号召绅士大户募捐修葺校舍，聘请博学多艺者到学校任教，又亲自到各学校讲课演说。在他的推动下，贺州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。

在审理案件这方面，高登也秉公执法。有一件多年前的刑事案件，长期不能结案，被害人家属意见很大。该案原告卓犯是一个土财主，见被害人徐大之妻美貌，欲占为己有，便指使仆人将徐大杀害。卓犯被拘后，其家属行贿贺州太守，太守便想上奏朝廷赦免卓犯，说这样做是积阴德。高登则抗解道：“阴德不能存心去积，杀了人可以免死，今后杀人的案件就会时常发生。卓犯为富不仁，见色杀人，是主犯。此人不杀，天下无可杀之人。”太守无奈，只好同意判卓犯死罪。

转眼几年过去了，高登在贺州的任职期满，即将返乡。由于高登一心为民，贺州百姓对他十分拥戴，十分不舍，纷纷上书请求让他留任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。高登是廉官，连回乡的路费都不够，士绅们便暗地筹集了五十万钱，委托太守转赠给他。这些捐赠者知道高登一定会坚拒， 便有意隐去自己的姓名，只是对太守说:“高君为官清廉，离去官职之后，恐怕清贫难度，生活没有着落，请太守劝他接受我们的心意。”当太守找到高登时，高登果真坚持不收，但他始终推辞不掉，于是就把这笔钱全部拿来买书，一分钱不留，捐给了当时贺州最高的学校——文庙，用以感谢贺州。还写了《辞馈金》一诗：“可取无取未伤廉，每念易污惟皓皓，不如买书惠泮宫，聊助贤侯采芹藻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贺州老百姓很淳朴，如果以后想念我，不如用好好读书这种办法来报答我，如果你们通过读书有出息了再来告诉我，我觉得是无上的欣慰。”

高登离任贺州后便启程返回老家福建，返乡途中，才到广东，高登的路费已经告罄。恰好广东转运使连南夫与他相熟，他只好应聘到连南夫手下当差，赚取盘缠。后来，连南夫派他主持新会县的赈灾工作。他秉公办赈，使得数以万计的灾民免于饿死，当地的老百姓感戴万分，也纷纷请求让高登留任。

绍兴八年(1138年)，朝廷征诏高登从福建老家入京论政，期间，高登一共上呈“时议”奏疏六篇。由于文中有抨击权臣秦桧的内容，秦桧把高登贬到静江府古县(今桂林市永福县)任县令。

秦桧的父亲也曾任古县县令，秦桧本人就在永福出生。广西经略使胡舜陟想巴结秦桧，就下令高登在古县为秦父建祠堂。高登断然拒绝。胡舜陟大怒，不仅免去了高登的职务，还诬陷高登杀人，将高登拘押在静江府狱中。后来，害人的胡舜陟因为自己的违法事情败露，被入狱处死。

高登昭雪出狱后，受友人推荐，到归善县(今广东惠阳)代理县令。那年秋季，高登为试院出考题，让考生直言时弊，指责闽、浙水灾的根源。秦桧知道后震怒，连同前事加罪，取了特旨，把高登编管(除去在朝中的名籍，编入受贬地军籍监管)容州(今广西容县)。在容州，无论多么贫困，高登还是一如从前，平日种蔬菜，栽竹木，对于家事，毫不介意。但一旦发现国事、政事哪怕是只有小小的错失，他都会愁容满面，唉声连天。如果发现朝廷政策有重大失误，他甚至会恸哭不止。

绍兴二十九年(1159年)，高登这位正直无畏、廉洁奉公、忠贞爱国之士，在穷困交加中病逝于广西容县。但是，人间自有正义在。绍熙二年(1191年)，大理学家朱熹向宋光宗上奏了《乞褒录高登状》，请求为高登平反，获得批准。同年，福建安抚使、福州知府赵汝愚批准兴建高东溪祠，朱熹亲自为祠观题写对联，称赞高登“忠孝两全”“百世师表”。（贺州市纪委监委整理）